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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份旧金山华文小报的沉浮

2020年11月20日 栏目:体育

一份旧金山华文小报的沉浮文|刘荒田一1995年前后,旧金山湾区华人圈首屈一指的广东话电视节目《晚间7点钟新闻》,每天播出广告,有一则,以
一份旧金山华文小报的沉浮 文|刘荒田一1995年前后,旧金山湾区华人圈首屈一指的广东话电视节目《晚间7点钟新闻》,每天播出广告,有一则,以“想知道,睇《乐报》”为广告语,一位清纯妹子以本地景点——金门大桥、渔人码头、九曲花街为背景,搔首弄姿,引起我的好奇:是什么来头?到那一年,我已在旧金山生活了16年,不但每天读报,还在其中一家当过编译,在传媒这一行不乏朋友,对纸媒的生态相当熟悉。发行全美各地的大报三家,小报在七、八十年代达十多家。中英双语的,繁体字的,简体字的;娱乐的,宗教的,购物的;五花八门,除却极少数受供养(如某官方或教会资助),广告是唯一的财源。小报本小利微,广告收入养得起一两个集采编、翻译、排版、发行、拉广告于一身的总编辑、社长已算“上了轨道”,哪里有每30秒付250美元上电视晚间黄金时段的实力?很快,我从文友许君口里知道《乐报》的底细。这小报是三年前本地一位小文人为了过“发表瘾”创立的,初期不定期出版。按照乡下人的通俗说法:“烂瓦片也有三年运”,它也红火过,证据是在一家住宅租下一房一厅为编辑部,门前挂“乐报”的木匾,里面影印机,电脑,电话,前期作业的工具一应俱全。版面编好,交付拥有印报成套设备的大报社代印,再雇请驾车替大报给分销网点送报的员工“稍带”代送,每份卖2角5毛,钱全归卖报的店家。但到1995年初,骨干病的病,退休的退休,愿在它周转不灵时挹注资金的“金主”,即为圆年轻时的“作家梦”而投入最多时第一任社长(也是董事长),“发表瘾”没过足就归西了,其余参与者打算把报纸结束,清盘时才发现“尾大不掉”,首先是报社的租约,还剩5年,每月租金700元,关了门也得付。于是,改变策略,在唐人街通过林林总总的同乡会、商会、协会,寻找接办人。事情的顺利教将之喻为烫手山芋的前副董事长大感意外,出面接下的是史蒂芬·王。史蒂芬40出头,仪表英俊,个子高大。他离开香港,在旧金山安家不到一个月,朋友把这一“商机”告诉他,他花一天读遍唐人街报刊的所有小报,花一天查阅账簿和视察环境,再花一天拜唐人街社团的码头,第四天和主持转手事务的副董事长在茶楼签了合约,以一元美金的价格买下《乐报》。二史蒂芬不是等闲之辈,他带来的总编辑孙传,年近50,在香港出生、长大,一辈子吃“报纸饭”,10年前因老婆有了外遇,愤而只身移民来这里,一直在金融区的大厦当清洁工,常常以“赢得斯文扫地名”自况。孙传和史蒂芬家是世交,孙出道之初,在香港一家以登赛马消息为主打的报纸当校对,而史蒂芬的舅舅是名震香江的专栏作家,他在孙供职的报纸也开了专栏,因此孙传认识专栏作家,连带地,和替舅舅送稿来报社的史蒂芬也有数面之雅。他们两人在旧金山街头偶遇,聊起办报,一拍即合。方略敲定:娱乐性为主,每周一期,星期四定版付印,星期五上市,接下来的星期六和星期天,是华人聚居区人流最密集的两天,红色报头的《乐报》被各书店、杂货店,超市、摊档置于抢眼位置。三孙传主持《乐报》笔政伊始,敦请有唐人街“第一支笔”美誉的许君开辟专栏。其时许君在唐人街资格最老的《金山日报》担任头衔响亮但薪水微薄的“首席编辑”。新科老总孙传登上《金山日报》自开张以来就没更换过的、嘎嘎作响的三合板楼梯,在被旧报纸和卷宗占去大半的办公桌的后面,把正在手拿放大镜查《牛津英汉大字典》的许君“挖”出来,请到咖啡店,诉尽资深粉丝的仰慕之情。许君以编务太忙为借口,不肯俯允。孙总编只好请史蒂芬出面,邀请许君,和孙三人在老字号“利口福”吃了一顿实惠的夜宵,史蒂芬只用30分钟,就以教寒酸文士涕泪泫然的诚恳,让许君拍胸口说,好,一星期一篇,不要稿费。事后,我问冷傲与文笔一般出名的朋友许君,为什么给史蒂芬这么大的面子。许君说:史蒂芬是个人物,过去在香港经营旅行社,全盛期旗下的分社遍布九龙半岛,达100多间,实力和信誉排名全港第二。80年代,许多从香港去内地的旅行团一度被取消,他不得不按合约给参团者支付违约赔偿金,一下子亏了一千多万。山穷水尽之际,老婆和他闹离婚。接下来几年,他还清债务,和同情他际遇的前部下结婚,来这里重新出发。如今他全靠老婆,她在两家餐馆当侍应生,支持他创业。这样的好人,不帮帮谁?果然,许君以“仰兰”为笔名开的《金山闲话》专栏,成为唐人街风雅人士在茶楼聚会时的话题。不知内情的以为许君的前恋人叫“兰”,他知道,他最心仪的作家,是英国的小品文大师——兰姆。不过,关于这一饭局,孙总编说了另一个版本:谈话开始,史蒂芬拿出一张《美华文化人报》(旧金山的华人文艺界人士所办的月报,专登文学作品,免费派送),指着划满红杠杠和诸如“绝妙”,“感动”,“精辟”一类批注的散文,说:昨天晚上,为了它,没合过眼……许君一看,原来是自己的得意之作《书卷故人》!许君万万想不到,这位商场悍将,居然从舅父那里“偷”得不少学识和品味,说许君此文的机锋,寄托,情怀,在在搔着痒处,恋爱屡屡失手,50岁依然单身的才子顿时一脸泪花闪烁,搁下筷子,宣示:士为知己者死!这一层许君对我没有提及,是出于自律:对知道自家底细的同好不自炫。四许君的评价并不离谱,史蒂芬是不错的商人,他坚持“用人不疑”的原则,编务全由孙总编负责,只提供帮助,却不指手画脚。《乐报》作为定期周报,出到第二期,就有了教全市几家员工数十乃至上百的大报侧目的大手笔——独家披载“东海投资集团诈骗数千万美元”的大案。这一期《乐报》,以套红头条加上照片的长篇报道,将那个年代尚称“新猷”的庞德式集资伎俩作了抽丝剥茧的揭露,一时间,人人争看《乐报》,周末过后,加印两次。这一漂亮至极的操作,是孙总编与记者小崔完成的。孙首先从一位亲戚处发现疑窦,这亲戚原先和他过去一样,是清洁工,但干得好好的,突然辞职,改穿三件套西装,每天去唐人街都板街的恒信大厦11楼东海集团总部“上班”。“进了办公室,也没事情干,你高兴就打电话,拉亲友加盟。不干事,拿一杯咖啡晃来晃去,老板看到,只是点头笑笑。”孙总编问:“哪来的工资?”“放心,我给东海投资两万元,每月拿利息3000元,这就是报酬。我过去拿拖把、吸尘器,累死累活,一个月也赚不到这个数。”孙总编追问,投出去的钱拿来干什么。亲戚说,东海的董事长张某是投资奇才,凭买卖股票,风生水起。钱到了他手上,就是一本万利。这段时间,总部设在洛杉矶的东海集团,由董事长带队,刚刚在旧金山安营扎寨,在所有媒体,包括电视台、电台、大小中文报章,实施广告的狂轰滥炸,董事长在电视台买了时间段,开讲《股票投资宝鉴》,大大小小的媒体看在源源而来的广告费份上,巴结还怕不到位,怎么敢去扒粪?唯独孙总编深入虎穴,三次穿过总部一堆堆内穿西装,套装的无所事事的“雇员”,单独会见张董事长。第一次自称香港富商,套出对方的诈骗路数。第二次,开列具体数字,要对方公开投资的月收益高达20%(投入1万元赚2000元),诀窍何在?逼他交代哪一种股票提供这样高得离奇的回报。第三次,亮出《乐报》总编辑的牌子,声言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血汗钱,非捅穿骗局不可。张董事长气急败坏,走出办公室,召集无所事事的“员工”们,围攻“不怀好意的家伙”。在外面担任警戒的小崔即使出现,把孙护送出去。那一期《乐报》我细细读了,惊叹孙总编的厉害。其中两个细节记忆犹新。一是:东海集团集资,善用群体性压力。不是所有投资者对老板这一“投资天才”信任到底,一些清醒者要求提走所投入的资本,老板先摆出许多条“不撤”的理由,再万般惋惜地应允,但把“结算”办成一个“批斗会”,“上班”的“员工”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,无不放下咖啡杯,卖力表演,上百人把“变节者”围在中心,吆喝,声讨,可怜虫怀里虽然揣着连本带利的支票,脸上更布满唾沫,好不容易才逃出。其他员工目击这样的场面朵拉,都害怕受羞辱,不敢步后尘。第二,张董事长之所以“预测”股市走势精确无比,原因仅仅在时区差异,纽约和旧金山两地时差为3个小时。东岸的华尔街股市早上7点开盘,西岸才4点,人们还在梦乡,“天才”在东岸只要起得早,查看电脑,对各项业已公开的数据便了如指掌。这本是小学生也明白的常识,但经多番包装,渲染,崇拜者浑然不觉。“醉心于一夕暴富的投资者,万万没想到,东海总部的董事长办公室旁边有一个密室,里面一台播放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实况的电视机,就是骗子的魔术箱。”《乐报》针对东海集资案的报道,出了三期。东海关掉旧金山的总部,逃回洛杉矶,不久遭联邦调查局调查,老板被捕。经此一役,《乐报》在小报群中脱颖而出。知名度剧增的正面效果,是广告涌入。走在唐人街上,史蒂芬·王的腰杆挺直了,各社团开年会,把他请上主席台的次数越来越多,“大个子王社长”被聪明的孙总编省略为“大王”,孙说,这不是指他多了霸气、绿林气,而是指他正凭借《乐报》东山再起。迈上全盛期的《正报》,雇员增加了。新进来的也是厉害角色——国内首屈一指的名校的新闻系出身,移民前在北京一家大报任记者多年,她上班的第二天,碰巧旧金山作家协会举办研讨会,她来采访,我见识了她敏锐的新闻嗅觉。龚女士得悉出席研讨会的一位会员,刚刚参加了世界诗人大会,从日本横滨回来,便吃定他,会议没完,就把他请到会议室外面采访,过程仅10分钟,当三天以后出版的《正报》上,文化版上一篇《世界级诗人载誉回到旧金山》,以诗人在该盛会作《古典到现代》的双语演讲谈到诗人的身世与成就,庄严地指出:这位诗人,早在五十年代,就响亮地提出“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”,如今,他离那个宝座,只有数步之遥!”报纸一出,本地文化圈议论蜂起:我的天,大人物就在身边!被采访者深藏若虚地对我说:“有这一篇,够了。”五1996年初,《乐报》上了轨道之后,我也和许君即“仰兰”一样,被邀为专栏作家。但稍有不同,仰兰的《闲话》在文化版,话题海阔天空;我的《金门桥絮语》登在头版中间,必须就本地的人或事发言,是介乎“社论”和“随感”的时政议论。孙总编交代说,是“大王”的指示,每篇付我25元。我问他,论行文的老辣,许君胜我多多,而况他写了这么久,没领过稿费,他知道了会不会发牢骚?孙总编说,不会,先问了他,他说限定写本地,弄不好会冒犯人,夜里在街上走被人斩掉手指,可不好玩。孙总编还私下对我透露,更重要的原因的许君交稿从来不准时,每一次都要打五六次电话求求爷爷告奶奶,就差下跪。他总是最后一天——星期四早上才把那一千字的稿子赶出来,报社要派人去许君住处楼下恭候,拿到手稿马上赶回去打字。而我(取笔名“方闲”,意为“正好有空”之意),从来不用催。且以电子邮件发去,不必麻烦报社那位以“仓颉”输入法打字的小青年。不出老于华人圈世故的许君所料,我的“絮语”刊出第二篇,就出了篓子——唐人街上一家茶楼开张之日,雇请好些人在街头发传单,我和友人拿到一张,一看,蛮新鲜呢!是自助餐,随你吃,只要5.95元。明眼人马上算出比按碟算便宜。友人提议何不试试。于是进去。凭良心说,这一家,从食物到服务都在可接受的范围,我不宜予以恶评,可是赫然贴在餐厅多处的《公告》委实让人生气。它载上这样的条款:如果拿走的食物吃不完,茶楼有权向警方报告,请其处置。我问:进来用餐,为饱肚,也为消遣,店家何以如此小家子气?我就以《招警查办》作为“絮语”的题目,写了一篇,自问持论平和,充分肯定了“某茶楼”的点心质量和服务态度,然后指出这一条款的不智,善意地提出既警诫浪费食物者又保持风度的办法。为了维护商家的面子,把鲁迅型讽刺全部舍弃。不料,报纸上市以后,孙总编来电话,叹气道:那家茶楼炸窝了,说才开张就触霉头,要控告混蛋“方闲”和报社。触霉头的替《乐报》拉广告的人,同一天上茶楼找老板,祝对方“新张宏发”之后建议人家登广告以扩大影响,开始时老板不知道来人是《乐报》的,蛮客气地谈,说可以签半年合同,后来才知道,当场发飙,撕掉合同,骂:“妈的还有脸上门!”差点甩一巴掌。好在老板没有财团的背景,打官司耗不起律师费,没有动真。我那个时期患了手痒症,狂热地写,胡说八道,乐在其中。电脑存着《絮语》的文档,如今重读,只好以一句“卑之无甚高论”概括。其中一个含7篇的《论唐人街的爱国主义》的系列,“大王”曾发往“加州华人传媒协会”,参加一年一度的评奖,“看能不能拿个政论奖”。我正色道:别让我出丑。他比我更严肃地说,不是为了你争名气,而是为了让《乐报》在主流媒体占一席之地。这一年,《乐报》实现了革命性转型,不再是文化人不屑于寓目的“坊间八卦”,而是“颇有看头”的娱乐读物。不但唐人街的报贩们乐于进货,将之放在摊档上众多报纸的前端,让客人最容易拿到;而且在华人聚居区有了自动售报箱。这是老板“大王”的过人处,他的脑筋活泛至极,总是“随手”就把事情办妥了。使《乐报》第一次突破小报格局,让广告语“想知道,睇《乐报》”天天送进晚饭时分看粤语新闻的电视听众的耳朵,是他第一次小试牛刀,他没花过一块钱。出镜的俏妹子是从香港来留学的,学的是艺术,兼职当模特。大王对她说,你这次在电视台亮相,模特公司一定找你,到时只怕你活接不过来。妹子一听,宁愿倒贴。操录像机和剪辑的是“沙煲兄弟”,广告片送去电视台,也不花钱播放。大王和电视台的总经理上酒吧喝了三瓶百威啤酒,谈好了交换条件——《乐报》每期在头版下端登“黄金时段唯一粤语新闻”的广告,电视台以每晚播送三次“想知道,睇《乐报》,彼此不付费。至于售报箱,是二手货,此前,洛杉矶一家野心勃勃的《神州时报》来旧金山开拓疆土,在街头安放数十个漆成黄色的方形铁箱,才出了三四期,就因为拉不到广告而关门,售报箱撂在街角。大王选些完好的运走,花不多的钱上漆,写上“想知道,睇《乐报》”的醒目红楷体,成为唯一设报箱的本地小报。六花无百日红,《乐报》在“大王”接手半年以后,就从顶峰跌下。没落的轨迹如草蛇灰线,总括起来,有三个原因:首先,孙总编因采编“东海集团集资案”,一炮而红,但没有“第二炮”,从此之后,头版一味是香港或台湾的影视明星的“八卦”,什么“歌神XXX新加坡会神秘女性”、“濠江富商正室与二奶讲数”、“xxx抛售半山区物业抵天价赌债”、“野兽男自爆强奸校花”,是头版头条,去配上抢眼的大幅黑白照片。自称香港报界“老行尊”的孙总编有投合小市民偷窥心理的直觉,他所精心选择的新闻,一般不涉及政治,国家大事,都是情色——偷情、捉奸、争风吃醋、争家产,还有就是港澳黑社会。我未能免俗,有时路过唐人街的报摊,浏览《乐报》头版,也常常被耸动的头条引发好奇心,“哟,香港首富XXX发妻死因揭秘……”忍不住买一份看个究竟。后来,我因所在协会在《乐报》的文艺副刊刊载会员作品,去了报社几次,走进孙总编的办公室,着实吃了一惊,原来,爆炸性新闻都是从香港出版的八卦小报和杂志偷来的,连同所有照片,都毫不客气地照搬,但标题被孙总编的生花妙笔改了。我看着桌面铺的尽是赃物,摇摇头,苦笑。孙总编看到看透我的神情,拍了怕我的肩膀,说:“没事的,天下文章一大抄。”然而,所卖的尽是“二手货”,读者看多了,就腻味了。其次,是孙总编容不了人。他天生是单干的,比他强的,他逼人走;比不上他的,被他肆意欺负。早期和他一起开辟草莱的记者龚女士,被一家大报以每月薪水多250元的价码挖走。跟孙总编跑新闻最卖力的小崔改行开货车去了。《乐报》登招聘广告,新移民中有的是人才,孙总编从20多个应征函中选,把“香港来的”最先汰去,因为他不愿内部有一个太熟悉香港报业内情的,尤其是比他还老的“老油条”,台湾来的也不要,因为他过去和当清洁工的台湾人都吵过架。从内地背景的应征者中,选了8位面试,孙总编喜欢居高临下地询问,而对方总是百般讨好,这一段时间让他重新变为大丈夫。中选的是河南来的,姓丁元,本科是新闻,自学英语达六级,吃过前时在省报当文化记者,后来跑累了,改当编辑。他一家四口去年移民,老婆进车衣厂当单针工,他在餐馆洗碗,一次把洗干净的一叠盘子放上高架,摔了一跤,老板听到瓷器破碎的声音,跑过来,心疼地问“碎了几只”,却没问他受伤没有,令他心凉,便决心回到本行。孙总编看上他,是因为他的英语漂亮,而报社内,长期苦于没人读通英文信函,更不必说写英文信和翻译新闻稿件了。丁元上班第一天,为了讨近乎,兼入乡随俗,称呼孙总编的英文名字“亨利”,孙一脸不高兴,但不好发作。孙总编交代的第一项差使,是为头版的“八卦”新闻配照片。报社的电脑老旧,缩放图片的功能不利落。孙总编手把手教丁元,用直尺量度香港出版的八卦杂志上的图片。“你怎么笨到这个程度?直尺也不会用?还新闻系!”丁元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好在,孙的脾气上得急也退得快。各自打开从家带来的保温盒吃午饭时,孙变得和蔼了,趁介绍报社的运作,对丁元郑重地说:“这里是中国人的社会,不兴英文名字。”“那我称您孙总编?”“随便。”孙总编维持动不动训斥下属的作派,丁元干了一个月以后,每月拿1500元,这是“大王”定的。这也成孙总编骂他的一个理由:“妈的,我堂堂总编辑,只比你多300元!”三个月以后,丁元转去一家大报当新闻翻译,只是半工,而且是半夜上班。工资也少了,但他说:“再给老孙欺负下去,我要发疯!”“孙这人勤奋,严谨,是不错的编辑。可是人品不行,不能平等对待手下。他早年离婚,前妻嫌他没出息,跟一个小老板走了。这事摧毁了他的自信心,从此,他不骂下属就找不回尊严。”老板“大王”在全盛期的末端,锐意进取,看准旧金山以东的中谷地区没有华人小报,而那里的中餐馆不少,便增加《乐报·中谷版》。他物色到一个厉害角色——在国内省级大报担任过总编辑的钟全,钟全年近60,3年前移民,投靠在硅谷当软件工程师的儿子。钟全住在中谷,对那里的商机了如指掌,是他高屋建瓴的规划加上广告业的内行,使大王下了扩张的决心。大王在报社会议上介绍了钟全,指出钟的头衔是“副总编”,负责中谷版。和孙总编合编共同版面,同时单独负责中谷新闻与专访。钟全进来时,丁元还没辞职。他私下对钟全说:“但愿你能熬3个月。”钟全问为什么。丁元说:“你越是行,就越难站得住。”钟全不以为然:“上面还有老板呢!我是老板请来的。”不出所料,第三个星期,孙和钟这“二虎”就爆发剧烈的争吵,起因是头条标题用了一个香港流行的“媾掂”(意为“追求女性成功”),钟全说,中谷的中餐馆老板,多数是北方人,不明白粤语,能否改掉。孙指着钟全的鼻子骂他捞过界。两人吵得不可开交。碰巧大王进来,忍无可忍,大手往办公桌上一拍,吼一声:“烦不烦人!”用力之猛,把厚玻璃打裂,碎玻璃刺破手掌,鲜血淋漓。吓得孙和钟立马噤声,分头去找绷带和止血药。大王改变策略,实行分而治之,任命钟全为中谷版总编辑,与孙平起平坐,编务各自独立。这么一来,得为钟全加聘编辑制作中谷版的其他版面。第三个原因才是致命的。为《乐报》来广告的两位代理,原先是旧金山湾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广告部中坚,是大王所开的条件吸引他们跳槽的——佣金高达45%,按本地行规,佣金是10%。两位年轻人,有的是人脉和活力,业绩最好的月份,每人拿1万多元,相当于孙总编月薪的6到8倍。孙总编对这种“不平等”早已满腹牢骚,大王开始时还能力排众议,但中谷版独立出报以后,开销太大,不能不多方削减,咬牙向“命根子”开刀——广告佣金减为20%。两位代理人当然不买账,不但甩袖而去,还带走一批客户。全报社的运作,“开源”与“节流”两方面不但没有丝毫进展,反而倒退,《乐报》陷入财务困境。七我是只管每星期写一篇《絮语》的局外人,对《乐报》的内部运作知之不多。唯一影响于我的,就是每篇25元的润笔,只收到过一张面额为200元的支票。我已写了八个月,合共32篇,该拿800元。但我一直没吱声,好友“仰兰”即许君,出于对大王的好感,数年来义务写稿,我怎么好意思计较?但有一段时间父亲进医院给膝盖换了人工关节,我要照顾他的起居,便向大王及孙总编请假,暂停《絮语》。大王是利益至上的商人,马上看穿我“请假”的缘由。他给我来电话,单刀直入,要请我吃饭,顺便送上支票。为了表示对全体文化人的尊敬,他“一并”请我所住文艺界协会的文友聚会。我从许君那里多少知道《乐报》的底细,因为孙总编或大王仍然得一月至少一次请他吃饭,以为酬庸。 “可怜史蒂芬,”许君前几天在电话(他一直拒绝在任何场合称史蒂芬为“大王”),说,“上两个星期,他和老孙请我吃饭,结账时让侍应生刷过三张信用卡,都被信用卡公司销了号,最后打电话请老婆带现钱来,好在他老婆就在附近。打那以后,我对他们俩位声明:稿子我照写,但饭局不参加了。”我纳闷,风雨飘摇的老板哪里弄来一笔钱呢?这场饭局,大王委托文协一位副会长代发邀请,人家问他请哪些人,他大方过头,说了一句:“谁喜欢就来,《乐报》靠你们撑腰嘛!”副会长热情过度,按照协会的名册一个个用电话发通知。好在不是周末,来了30人,挤满了唐人街一家小餐馆。我一看暗暗替大王叫苦。写作的,绘画的,照相的,唱戏的,写字的,加上无会不与的“活动家”之外,还有几位“要人”,如孙总编,钟总编,以及早已在另一家报社当上采访部副主任的龚小姐。济济多士,围坐四张大圆桌。身为“台柱”的专栏作家许君因上班没来。“大王”谈笑自若,但对我客气有余,眼神躲闪。我留心观察势同水火的孙和钟两位总编辑,都保持距离,没有交谈一句,我为此刻无战事而庆幸。(事后我晓得,赴宴后第三天,钟提交辞呈。他离开后,中谷版随即停办)。这顿饭,说不上奢侈,但够丰盛,其中有预先定做的“拟佛跳墙”(即食材便宜,价钱只及正宗的三分之一)一大锅,鸡鸭鱼虾尽有。大王带来一瓶从香港买的“加饭五加皮”,只够每人一小杯。两个小时以后,饭局结束。账单放在大王面前,我在对面悄悄观察,他的脸色瞬间变了,浓眉皱了皱。我暗里叫苦,千万不要没钱付,何苦呢!请来的,绝大部分帮不上忙。大王站起,把经理拉倒一边,悄声讨论了一阵,掏出信用卡付账。本来说好,“铁定给我付报酬”的,但我离开时,大王躲得远远,没过来和我道别。我知趣,不去找他。事情明摆着,他没料到人这么多,开销这么大,把本来要付我的那笔预算也“吃光”了。我在餐馆门口,远看他落在后面,沮丧,负疚,乃至绝望,明明白白地写在不失俊朗的脸孔上。我满怀同情地叹息:一分钱难倒英雄汉!我向许君学习,不再提报酬,照常写《絮语》,直到那一天——孙总编给我来电话,说大王匆匆忙忙地回香港去,临行前匆匆交代,他此去是筹钱,如果知道人投资《乐报》,就继续办。孙总编听的是潜台词:史蒂芬弹尽援绝。这么一走就不回来了。果然,一个星期以后,过去的大王从香港打电话来,说:结束《乐报》。次日史蒂芬的太太拿来两千元,让孙总编设法分给同仁,说这就是遣散费。数目当然不足,但她打工只赚到这么多,望诸位体谅。接下来,报社进入破产程序。房租、营业税、雇用税连同水电费,统统抹掉。昙花一现的《乐报》在旧金山已消失了21年。孙总编已到坐七望八之龄,据许君说他患了老年痴呆症。史蒂芬回港以后,再也没有消息,东山再起云云,似是梦呓。我闲时翻检为《乐报》所写的《絮语》,不能不承认:新鲜劲过去后,毫无保留价值。我此后出版的散文随笔集超过20本,没有收入一篇。如欲自我欺骗,姑且称为“悔少作”,尽管彼时已是40多岁的壮年。倒是我的朋友许君,他将当年的专栏文收入集子,付梓于国内。我获赠一本,时时披阅。激赏其书卷气,如:“夜静得连“老鼠在棉花上撒尿的声响也听得见”(梦中得句)时,批阅陆游的《书巢记》。下面一段颇得我心:“吾室之内,或栖于椟,或陈于前,或枕籍于床,俯仰四顾无非书者。吾饮食起居,疾病呻吟,悲忧愤叹,未尝不与书俱。宾客不至,妻子不觌,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。间有意欲起,而乱书围之,如积槁枝,或至不得行,则辄自笑曰:此非吾所谓巢者耶!乃引客就观之。客始不能入,既入又不能出,乃亦大笑曰:信乎,其似巢也!”盖陆游书巢,我亦粗具规模也。粗具规模的书巢,须配以闲适之心境。清人陈灌说,“心要常虚明而不可热,热则昏矣;非特名利之心不可热,著述之心亦不可热;常湛然朗然,超乎万物之上,而后可以读书,可以著书。”此等闲适读书写作的境界,尚有修身养性之妙用,太好了。”文学较为长寿,这就是证据。(文中报刊、人物为化名。略有删改。)新闻推荐大国岂能不负责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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